12月5日~6日，以“创力量：突破改革的关口”为主题的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暨《中国企业家》30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我国从供给侧方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为演讲内容：
投资拉动已经基本无效，怎么强调提高效率都不过分。“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甚至会引起一些副作用。在今年看来，党和政府的领导都明确了一点，就是要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供给侧采取措施。
从过去的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主要着重在需求侧转向了供给侧，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积极的转变。供给侧存在问题提出了很久了，但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到了需求侧。为什么会现在碰到这么多问题？一分析就是需求方力道不足，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三架马车。
特别是09年以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上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习惯的思维就是因为需求侧出了问题，需求不足。需求侧主要是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因为这三方面不振所以经济上出现了速度下滑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从这样的观点、角度去考虑问题，得出的答案是增加需求。增加消费需求也碰到很多困难，设法增加出口需求也碰到很大困难，最容易办的、政府也比较有能力去做的是增加投资，叫做“扩需求、保增长”。但这个办法看来是有局限性的，甚至会引起一些副作用。比如09年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下去后，经济增速马上就回升了，可也有一些副作用。
最近两年“扩需求、保增长”副作用表现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是投资回报递减。09年的时候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下去马上增速就回升三个甚至四个百分点，但近年来效率递减，同样的刺激力度，但回升的很少且持续时间很短，甚至到了最近这一年投资下去了GDP增速没有变化，用增强需求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效果越来越差了。
另一方面，我们如果靠投入资源去解决问题，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资源越来越紧缺，投进去的是什么呢？就是票子、就是债务、就是寅吃卯粮。这样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包括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越升越高，特别是整个企业界杠杆率远远超过了欧盟所规定的90%的水平，这样某些环节上越来越出现债务危机和资金链断裂。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而且发散开来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出现所谓系统性风险。这对于从需求侧去看问题、去找解决的办法大多数人失去了信心。
对于经济学界来说，这样观察宏观经济长期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长期持续增长问题所用的这些措施是不恰当的。本来经济学界是有定论的，可是对于社会各界来说，认识这种方法的偏差有一个过程。
在今年看来，从朝野各界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达成了共识，特别是上个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党和政府的领导都明确了一点，就是要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供给侧采取措施。
供给侧主要也是三个因素，从长期经济发展趋势来说，经济学的普遍共识是应该从供给侧的基本因素去分析，从供给方面去看增长。供给侧主要的因素是三个：第一个因素是投资，投资就是新增资本；第二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第三个因素是效率提高。
近年来因为城市化过程到了后期，一般的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不可能用简单的购买和引进的办法提高技术水平，这方面拉动增长的可能性逐渐的在消失，加上投资已经引起了消极后果的积累，也不能再大量用这个办法保持供给的增长。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方，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其中一点是三个基本供给驱动因素中着重在第三个因素上，就是效率提高上下工夫，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对它的积极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
“供给侧”改革要靠市场手段。面对改善供给的时候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要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结构的改善。
怎么能够改善供给？改善供给的问题在党和政府的一些决定里，早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了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什么是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其实所谓粗放增长就是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主要依靠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所谓集约增长就是主要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在1995到2000年的五年计划里就要求实现这个转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改善供给、供给侧的改善。
为什么九五计划就做了规定，到现在已经过去20年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方法上可能不当，可能不够有力。在九五计划，中共中央在1995年做出的制定九五计划的建议里说的清楚，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跟另外一个转变一块进行，另外一个转变就是体制的转变。所以九五计划所规定的转变叫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说得很清楚，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在九五计划期间，因为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正在进行，应该说体制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到了十五计划，这两个根本转变都大大的减弱了。虽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推进改革，要改善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实际上十五期间热衷于大投资、进行所谓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建设，所以增长方式其实是有所退步的，是更加的粗放。
到十一五又重提要把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十一五工作的主线，但这方面进展一直不够快，原因在于改革推进的不够。政府习惯遇到经济问题就想办法从需求侧解决，靠投资拉动来解决问题，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给侧的时候往往也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政府出手来改变供给结构、改变供给的体系，用这样的办法。
比较突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一拨运动，那是供给侧的改善，使得供给结构有所变化，使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发展起来，能够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但是用的办法在相当程度上是用的政府出手、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来配置资源，大量给企业补贴来发展光伏产业、LED产业等，而不是用市场的方法，即使是认定了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也有两种不同的办法。在我看来，正确的办法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这样的制度体系推动供给侧的改善、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
政府应建设法治环境，而非直接干预市场
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来推动改革，实现这样的改变。所谓突破变革的关口，就面临着供给侧体系和结构的变革，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法制建设这方面的变革，而这些变革都需要我们共同来做好。政府就要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那样，在它应该做的事情上做的更好，而不是去重复过去几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一再说过的，政府做了一些不应该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而它应该做的事情又没有做好或者没有做好，要改变这种状况。
要在供给侧鼓励创新，政府最重要的还是要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建设好的法制化的市场体系，而不是直接的去确定攻关的内容、确定技术路线、去给企业许多补贴，甚至是已经到了竞争后的阶段，继续给一些企业补贴，这样削弱了市场的竞争。
我们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是变革的积极参加者。这项变革，市场化、法制化的变革对于某些企业的既得利益是有影响的，但对于长远的发展，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对于整个国家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里面就有取舍的问题，是不是支持这样一些能够损害自己短期利益的改革，全力的进行支持还是阻挠，去阻挡改革的实现。
另一方面，企业家要做出准备，要适应新的经营环境。过去因为体制不健全，所以就有很多特殊政策或政策优惠等，但为了推进实现供给侧的转变，能够使得经济发展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一定要建立刚才说到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这样的营商环境下，或者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下从事业务活动，而且能够把企业办的很成功，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因为你不能再依靠政府给你的特殊政策、特殊优惠去赚钱，只有靠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适应消费者需要的能力去把企业做到成功，这是需要花力气的。
政府、企业和整个社会共同来过这个关，我相信我们能够创力量，能够突破变革的关口，保证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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