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预计独生子女政策的部分放松不至于带来婴儿潮，其影响是在将来几年新增约670万新生儿。我们将讨论为什么中国的人口挑战并不如看起来那样严峻。
中国不出意料地放松了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政策放松后，夫妇中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那这对夫妇将被允许生两个孩子。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采取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快速增长的人口。早期的政策将绝大部分城镇夫妇的子女数量限制为一个。久而久之，政策放缓，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城镇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山东和四川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执行这种较为宽松的独生子女政策，而作为最后一名的河南则晚至2011年方才执行。在农村，如果头胎是女孩，则绝大部分夫妇被允许生育二胎。
这一新政很有象征意义：这是多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条例的首次重要变化，至少让人民有了选择的机会。然而，公告依旧宣称“中国需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政府依旧认为为13.8亿中国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任务艰巨。据此，我们认为人口政策在现阶段不太可能完全放开。
据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调查显示，50-60%有资格的夫妇希望生育二胎。作为过来人，这些夫妇中的许多人明白独生子女将面对家庭高期望的压力和孤独长大的弊端。我们认为那些既有意愿又有能力生二胎的家庭主要属于在国企工作的城市人口，因为之前有罚款和对事业的负面影响，他们抑制了自己的生育意愿。然而，城市里教育、健康、住房和其他生活成本日增月涨，使得年轻夫妇在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不得不好好考虑。
由于之前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我们注意到很多25-35岁间的年轻夫妇符合生二胎的要求。此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从1990年的接近3直降至1.6，远低于人口2.1的人口世代更替率。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远较其他地方为低。上海的TFR从80年代的1.36降到90年代的0.96，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只剩0.74。北京的TFR在1990年是1.24,2000年是0.94，如今是0.71.
会有多少新增新生儿？
我们认为最可能被新政策影响的是那些年过30,在城市生活，在国企工作的人群。考虑到大部分农村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得较为宽松，且许多情况下实际是一胎半政策，新政策的冲击主要集中在城市。在符合生育条件的群体中，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超过三十岁，生于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的人。而且，随着这些人逐渐丧失生育能力（超过39岁），这一冲击将在几年内消失。联合国预测，中国20-39岁的人口数量在将来的几年里将迅速下滑，现在已是政策变化的最后窗口期，一旦这个时期过去，人口政策再怎么变化都意义不大。
中国有9800万30-39岁的女性，其中3500万是城市居民而6300万是农村居民（这里使用李总理所称36%的“真实”城镇化率）。根据2005年1%抽样人口调查显示，当时20-29（大部分目前为30-39）的城市居民中，24%为独生子女。如果我们假设这些独生子女都和非独生子女结合，则最多48%的家庭（或曰1700万女性）会从新政策中收益。如果进一步假设这其中有30%会行动起来，生育二胎，则意味着会有510万（1700万的30%）新增新生儿诞生。
对农村地区而言，之前那些执行更严格计生政策的省份会受新政策影响，我们估计约占总农村人口的64%。根据上文提及的2005年人口调查，30-39岁人口中只有10%属于独生子女。同理，最多20%的夫妇会被允许生二胎。最后，与城镇人口30%的假设不同，我们假定这些人中有40%会生育二胎，则农村地区将额外诞生160万新生儿。
新增婴儿将在接下来几年里逐渐诞生。新政策也会随着地方政府逐步执行而慢慢落实。另一方面，居民也需要时间来衡量思考。假设这670万新生儿将在将来5年内出生，则每年平均出生130万个，即意味着在目前每年1600万出生人口上新增8%。
如果二胎完全放开，绝大部分30-39岁的城镇夫妇都将受益，假设其中30%会生育二胎，则总共会多生1060万婴儿。对农村地区而言，约23%的夫妇居住在完全开放二胎的省份。换言之，77%头胎生儿子的农村夫妇会从完全放开的二胎政策受益。我们估计这会带来620万新增婴儿。总之，完全开放的二胎政策会带来1680万新增新生儿。
人口挑战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严峻
必须承认的是，目前不可逆的人口变化将带来负面的经济效果。工作年龄人口的缓慢增长通常意味着较低的潜在增长率。随着中国跨过刘易斯拐点，经济的增长潜力和竞争力明显受到影响，而老化的人口将需要更多的医疗和养老支出。但如我们在China: Beyond the Miracle: Part 6 - The consequences of demographic change, 25 April 2012一文中所述，至少三个理由显示，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不如某些观点那样悲观。
中国较高的生产人口(35-54岁)比率在将来的至少十年都能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工作人口（15-64岁）情况类似，也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较高的水准。生产人口数量将在2020年后达到顶峰，并在2030年后方出现显著的下滑。因此，中国依然有足够时间来为人口老龄化作出准备。另一方面，中国增长的传统加速器—城镇化与工业化—将持续推进，并抵消部分人口老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们相信针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不断提高的寿命预期，个人、企业和政府的行为也会随之变化，并带来我们成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效果。举例而言，随着医疗条件改善和寿命延长，政府可以调整退休政策。事实上，刚在11月12日结束的三中全会就宣布将研究如何逐步延长退休年龄。
除了是劳动力外，个人还是储蓄者和投资者。提高的寿命预期将导致更高的储蓄率和资本集约度，而这将有益于增长。此外，在一个逐步老化的社会，家庭、企业和政府都倾向于更多的投资于诸如教育和研究之类的人力资本，劳动力效率将因之改善。劳动力的稀缺将诱使企业增加资本集约度，从而向价值链上游移动。这些变化将改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而提高人均产出。我们注意到，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时间表的重心之一，就是改善教育和促进创新。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覆盖范围扩大，中国的公共养老金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偿付压力。2010年，养老金体系总收入为1.34万亿，而支出为1.05万亿。如果假设养老金将覆盖所有65岁及以上的国人，那么目前的养老金缺口大约是8000亿元。我们认为政府依然有一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诸如提高养老金缴付比例，或征收社会保险税。理论上，中央可以发行更多的债券，而地方将逐步被允许发债募资（2012年是2500亿）。如世界银行指出的那样，社会福利支出的上升部分可藉由提高项目效率和重新分配财政支出（如削减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而在现有预算范围内实现。
此外，中国政府拥有巨额国有资产，而且这些资产在过去10年里增长稳定。养老金和其他财政负债带来的缺口可以通过这些资产来填补。财政部数据显示，2009年国有资产总额为53.3万亿，其中27.9万亿归中央所有，25.5万亿归地方所有。在十年的辩论和提议后，三中全会终于令人欣慰地宣布，将向社保基金投入部分国有资产，并在2020年前将国企分红比率从目前的0-15%提高至30%。而这些分红也将被用于社会保障和公众福利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