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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吴晓波在领英影响力上分享的八句话

林国伟 2015-8-18 创业创新 2,971 【演讲】吴晓波在领英影响力上分享的八句话已关闭评论 喜欢 (0)

8月16日,吴晓波在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与领英联合主办的领英影响力·吴晓波专场发表了主题演讲。

吴晓波在领英影响力上分享的八句话1

吴晓波演讲节选:

因为以前做演讲和论坛时,很多都是对企业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一些看法,今天这个主题比较特殊,是一个跟书有关,跟我的写作有关的话题,名字叫做“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所以想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交流一下,我对我个人的成长,和这个时代的一些关系。

我们这个国家从1976年到今年快40年了,这个变化非常大。1978年,我们的经济在全球排第七位,可能大家就想,有三个经济体,今天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整个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是一个盛世。同时这也是一个矛盾冲突的盛世,中国整个环境受到了破坏,我们的河流都被破坏,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很多秩序被污染了,就像前几天天津的大爆炸,好像这一个伤口给大家撕开了,这是很惨痛的一个现象。

1986年我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我们这代人的少年阅读非常贫乏,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什么也没有,就是考试,能够考上好的大学。也没有什么课外读物,要看课外书会被妈妈打。我记得当时能读到一本金庸的书,才觉得原来文字可以写成那样子。我记得我进学校的第一场,是在一个阶梯教室里面,一个哲学系的年轻教师,20几岁的教师在台上讲,他说上帝死了,那时候对我的记忆力非常大,从领袖死了到上帝死了有十年时间。

那时候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人们的思想慢慢开始解放。然后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哲学进入到中国的思想世界里。当时我记得我读的一本书,写的是上帝死了,当时我读的书是《你踩在世界的转折点》上,那个作者叫周国平,后来他是哲学大师。

大学时期一个人比较幸运的是,能够有一些比较集中的时间去学习。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所以就只能在杭州,当时读了好多书,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庞大的知识体系。

年轻的时候我们进入到一个行业,都会问这个行业最有知识的人是谁。

大学生就开始创业赚钱,其实是一件蛮悲哀的事情。

大学时候应该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阅读上面,浪费在更多的认识谈恋爱上面,一个大学生就开始创业赚钱,我觉得其实是一件蛮悲哀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对全民创业,对大学生休学创业这件事情是很不敢苟同的,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中国大学生以及世界精英们,我们都崇尚做企业,我们想着以后怎么样,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学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浪费的状态,然后你能够接触到你愿意接触到的偶像,然后去问他们。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我觉得那是对我一生影响非常大的。我当时其实不知道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就活在一个很小的自己的世界里。对这个国家所有的记忆都来自于书,我觉得一个年轻人对国家的记忆都来自于书的话,你会迅速的了解。因为你觉得变化太快了,我们国家搞现代化建设是1870年,就是把洪秀全运动镇压完后,开招商局的时候。那时候德国刚刚成立一个国家,美国还在打仗。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上我们很早,但是到今天我们还是不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2015年还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情况不仅仅是今天,过去二三十年其实一直在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对这个国家如果从书本上了解的话,你一定觉得太需要很多事情来解决了。

这个国家的进步需要各个阶层的妥协

自工作以后我很少有愤怒心态,我开始相信这个国家的进步需要各个阶层的妥协,需要渐进式的一点一点的。我喜欢民国的企业家,是合作的。毛泽东当年说中国现代化不能忘记四个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愤青,屌丝级的,能够把孙中山的假发放在这里,他说我要做成一个炸弹,把国民炸醒,过来到日本去考察。回来以后他就开始说我现在要做这种微生物,我要让微生物成为这个世界主流的一部分,然后逐渐的去改良这个东西。我认为这个就是早期的中国企业家,慢慢开始有一批人相信我们中国商业进步,通过改革的方式,通过渐进的方式。

我在年轻的时候,两个对我一生改变比较大的东西,第一个是找到了这个行业的人,建立了一些价值观。第二个是用脚的方式去看这个国家的贫穷,然后慢慢的希望通过用渐进的方式把它做好。

然后我们1990年毕业的时候,中国大概是1991年以前,政治改革的气氛非常浓烈。社会变革的力量非常大,整个经济的部分基本上存在着社会的变革。但到了1991年以后这个国家就开始变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物质的国家。大量的中国精英开始从公务员体系,从社会体系,一直到商业领域。

中国真正变成商业社会是1991年开始。有很幸运的是那个时候进入到了柳传志的公司,那时候我分配到了通信讯。领导问我愿意到那个组,我说我愿意到工业组,当时我就觉得要去企业里面看看。我见过中国1940年代出现的人,吴仁宝,包括像柳传志、王石,到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我现在见到的很多企业家都是八零后,所以就建立了比较宽泛的中国的商业组织。

看中国的那些时代用自己的方式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然后再改正错误。所以时间是最好的朋友,能够让你在一个宽度上去学习。

你钱借的越多,比例越多,说明你越能成功

我对自己讲我要干两件事,第一我每年要写一本书,第二我每年要看书。我们这代人很贫穷,一个人要站在商业的视角,你的思想才能前进。一个人很容易被名和利绑架,还好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搞这些财经的。所以我很早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城市化,然后货币泡沫化。

现在有一些对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我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自信的最大的表现是什么?是敢想敢借钱,你钱借的越多,比例越多,说明你越能成功。

今天中国人大概40岁以前,家庭企业负债率差不多,60%的水平。所以我个人早期的很多财富是通过不动产的。中国大概差不多,中国今天所有家庭从1998年到2008年,这十几年里不动产的投资是我们最大的、最成功的。中国现在很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北京、上海,上海大概现在16万家庭资产是过千万,70%的人,这种感觉就是泡沫。

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这代人的商业精神从哪里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传承,就是他从哪儿过来的,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是什么,传承是什么?很长时间,包括我们研究里面找不到这个办法。

写完《激荡三十年》以后,我认为我没有把中国现在的发展史写进去。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变革并不是一个独立事件,是一个漫长的中国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社会的历史依据,后来我听了王石的建议,他让我去写一百年,我认为前面还可以再写,后来写了《浩荡的三十年》。吴敬琏老师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打官司打了两年多,还告我抄袭。

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通过研究吴老几十年的人生成长,我看到1949年以后中国的一代经济学家,怎么用自己的智慧构建命题,然后怎么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所有的努力在他们丰满的时期又怎么有勇气重新结构这个。从吴老的很多实验,很多反思中,可以看到中国这些年经济的发展。

我用十年时间做了这些事,写了激荡、跌荡、浩荡,写了《吴敬琏传》。又把前面的三本书用另外一种方式写了一遍,所以这个是我写作的一些体会。

未来需不需要写作

我们现在获取信息在哪儿?我们在手机,很多资讯是在朋友圈,是在社交环境里。那我就跟自己说,我未来怎么样?需不需要写作呢?我发现我还能写,现在每年还保持在40万字到50万字。那我的读者在哪?我找不到我的读者,我就想怎么去训练这些认刊书,带着年轻人开始做一个自媒体的通讯平台。我带着这帮孩子,年纪最大的是1986年的,年纪最轻的是1992年的,带这帮年轻人开始做。到现在频道订阅是全国最大的财经类的。

读者变得越来越真实,现在我们在全国有81个城市,在北京就有很多人,有两三千个QQ群。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中国真的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相信商业正当前,我们愿意吸取很多的财经知识,让自己在商业里驻足。这个频道是慢慢建立的社区,其实我们当时建立的时候,读者是五零后。但是到现在这个时间读者都是八五后,所以挺高兴得,大家一起能够干一件事。

要和大家分享的八句话

第一句话,我们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
第二句话,努力。
第三句话,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我常常认为中国民营企业是制度经济的,为什么要违法?违法的行为就是改变,所以要改变这个事情的本质。
第四句话,如果99%的经济学论文没有发表,世界照样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不要对自己的职业有太多奢望,干你该干好的事情就可以了,不要有太大的妄念。
第五句话,再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我们做商业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要建立正确的财富状态。
第六句话,好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人到了成年后结交好朋友的时间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很多好朋友是你的中学朋友、大学朋友,你真正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交朋友的成本越来越多,所以大家珍惜自己的好朋友。
第七句话,我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花光所有的钱。
第八句话,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中国地区 野蛮式的财富爆发年代已经结束了

这句话其实也写给我自己听,一个人大概过了中年,应该让自己放松一下。慢慢要让自己放松,我觉得在中国地区野蛮式的财富爆发的年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让我们生命从商业中释放出来,去听好的音乐,去旅行,有交友,去享受生命中更美好的事情。

这就是我今年出的一本书,《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个时代到今天我认为它很好,而且我很好奇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过程。我这两年的失望感越来越强,我们看到我们存蓄的变化越来越大,我们个人的财富在变化。但是我看到这个社会另外一些变化,我们的社会变化、政治变化,有一些是前进的,有一些是倒退的,就像天津的事件出来以后。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个时代能够快点过去,能够让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回到我们生活中。吴老师跟我讲过一个他的体会,他说中国在1979年的时候曾经请过两个东欧经济学家,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克,一个是波兰的经济学家,克里斯,这两个东欧最著名的市场经济学家跑到中国社科院,给中国的经济学家上十天的课。他们对中国学者说,你们未来的改革不能走东欧的道路,东欧市场经济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你必须要进行更深化的改革,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他们对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未来几年经济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政治的成功、取决于社会的成功。我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之后就忘记了,为什么忘记呢?因为八十年代后,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快,所有的人都在想怎么改革经济。都说社会制度的改革会滞后,有两个条件,第一你这个国家财富不断增加,第二你的国门打开,全球化的秩序、规格、跨国公司,这两者一加就会滞后。

我说吴老师你怎么注意到这个情况的,就是2005年以后,吴老师他们开始推出一个呼唤法制的社会。原来经济成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可能会反过来抑制经济增长。所以,这个时代真正的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中国要进入一个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一定不会天上掉馅饼,一定是我们在座的各位相信一些普世的价值观,我们在座的各位做个正当的好的企业。然后让我们在座的500人传到1000人,由1000人传给10000人,这个国家才有可能从坏的国家成为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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