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吴晓波在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与领英联合主办的领英影响力·吴晓波专场发表了主题演讲。
吴晓波演讲节选：
因为以前做演讲和论坛时，很多都是对企业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一些看法，今天这个主题比较特殊，是一个跟书有关，跟我的写作有关的话题，名字叫做“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所以想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交流一下，我对我个人的成长，和这个时代的一些关系。
我们这个国家从1976年到今年快40年了，这个变化非常大。1978年，我们的经济在全球排第七位，可能大家就想，有三个经济体，今天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整个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是一个盛世。同时这也是一个矛盾冲突的盛世，中国整个环境受到了破坏，我们的河流都被破坏，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很多秩序被污染了，就像前几天天津的大爆炸，好像这一个伤口给大家撕开了，这是很惨痛的一个现象。
1986年我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我们这代人的少年阅读非常贫乏，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什么也没有，就是考试，能够考上好的大学。也没有什么课外读物，要看课外书会被妈妈打。我记得当时能读到一本金庸的书，才觉得原来文字可以写成那样子。我记得我进学校的第一场，是在一个阶梯教室里面，一个哲学系的年轻教师，20几岁的教师在台上讲，他说上帝死了，那时候对我的记忆力非常大，从领袖死了到上帝死了有十年时间。
那时候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人们的思想慢慢开始解放。然后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哲学进入到中国的思想世界里。当时我记得我读的一本书，写的是上帝死了，当时我读的书是《你踩在世界的转折点》上，那个作者叫周国平，后来他是哲学大师。
大学时期一个人比较幸运的是，能够有一些比较集中的时间去学习。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所以就只能在杭州，当时读了好多书，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庞大的知识体系。
年轻的时候我们进入到一个行业，都会问这个行业最有知识的人是谁。
大学生就开始创业赚钱，其实是一件蛮悲哀的事情。
大学时候应该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阅读上面，浪费在更多的认识谈恋爱上面，一个大学生就开始创业赚钱，我觉得其实是一件蛮悲哀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对全民创业，对大学生休学创业这件事情是很不敢苟同的，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中国大学生以及世界精英们，我们都崇尚做企业，我们想着以后怎么样，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学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浪费的状态，然后你能够接触到你愿意接触到的偶像，然后去问他们。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我觉得那是对我一生影响非常大的。我当时其实不知道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就活在一个很小的自己的世界里。对这个国家所有的记忆都来自于书，我觉得一个年轻人对国家的记忆都来自于书的话，你会迅速的了解。因为你觉得变化太快了，我们国家搞现代化建设是1870年，就是把洪秀全运动镇压完后，开招商局的时候。那时候德国刚刚成立一个国家，美国还在打仗。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上我们很早，但是到今天我们还是不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2015年还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情况不仅仅是今天，过去二三十年其实一直在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对这个国家如果从书本上了解的话，你一定觉得太需要很多事情来解决了。
这个国家的进步需要各个阶层的妥协
自工作以后我很少有愤怒心态，我开始相信这个国家的进步需要各个阶层的妥协，需要渐进式的一点一点的。我喜欢民国的企业家，是合作的。毛泽东当年说中国现代化不能忘记四个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愤青，屌丝级的，能够把孙中山的假发放在这里，他说我要做成一个炸弹，把国民炸醒，过来到日本去考察。回来以后他就开始说我现在要做这种微生物，我要让微生物成为这个世界主流的一部分，然后逐渐的去改良这个东西。我认为这个就是早期的中国企业家，慢慢开始有一批人相信我们中国商业进步，通过改革的方式，通过渐进的方式。
我在年轻的时候，两个对我一生改变比较大的东西，第一个是找到了这个行业的人，建立了一些价值观。第二个是用脚的方式去看这个国家的贫穷，然后慢慢的希望通过用渐进的方式把它做好。
然后我们1990年毕业的时候，中国大概是1991年以前，政治改革的气氛非常浓烈。社会变革的力量非常大，整个经济的部分基本上存在着社会的变革。但到了1991年以后这个国家就开始变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物质的国家。大量的中国精英开始从公务员体系，从社会体系，一直到商业领域。
中国真正变成商业社会是1991年开始。有很幸运的是那个时候进入到了柳传志的公司，那时候我分配到了通信讯。领导问我愿意到那个组，我说我愿意到工业组，当时我就觉得要去企业里面看看。我见过中国1940年代出现的人，吴仁宝，包括像柳传志、王石，到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我现在见到的很多企业家都是八零后，所以就建立了比较宽泛的中国的商业组织。
看中国的那些时代用自己的方式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然后再改正错误。所以时间是最好的朋友，能够让你在一个宽度上去学习。
你钱借的越多，比例越多，说明你越能成功
我对自己讲我要干两件事，第一我每年要写一本书，第二我每年要看书。我们这代人很贫穷，一个人要站在商业的视角，你的思想才能前进。一个人很容易被名和利绑架，还好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搞这些财经的。所以我很早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城市化，然后货币泡沫化。
现在有一些对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我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自信的最大的表现是什么？是敢想敢借钱，你钱借的越多，比例越多，说明你越能成功。
今天中国人大概40岁以前，家庭企业负债率差不多，60%的水平。所以我个人早期的很多财富是通过不动产的。中国大概差不多，中国今天所有家庭从1998年到2008年，这十几年里不动产的投资是我们最大的、最成功的。中国现在很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北京、上海，上海大概现在16万家庭资产是过千万，70%的人，这种感觉就是泡沫。
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这代人的商业精神从哪里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传承，就是他从哪儿过来的，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是什么，传承是什么？很长时间，包括我们研究里面找不到这个办法。
写完《激荡三十年》以后，我认为我没有把中国现在的发展史写进去。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变革并不是一个独立事件，是一个漫长的中国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社会的历史依据，后来我听了王石的建议，他让我去写一百年，我认为前面还可以再写，后来写了《浩荡的三十年》。吴敬琏老师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打官司打了两年多，还告我抄袭。
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通过研究吴老几十年的人生成长，我看到1949年以后中国的一代经济学家，怎么用自己的智慧构建命题，然后怎么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所有的努力在他们丰满的时期又怎么有勇气重新结构这个。从吴老的很多实验，很多反思中，可以看到中国这些年经济的发展。
我用十年时间做了这些事，写了激荡、跌荡、浩荡，写了《吴敬琏传》。又把前面的三本书用另外一种方式写了一遍，所以这个是我写作的一些体会。
未来需不需要写作
我们现在获取信息在哪儿？我们在手机，很多资讯是在朋友圈，是在社交环境里。那我就跟自己说，我未来怎么样？需不需要写作呢？我发现我还能写，现在每年还保持在40万字到50万字。那我的读者在哪？我找不到我的读者，我就想怎么去训练这些认刊书，带着年轻人开始做一个自媒体的通讯平台。我带着这帮孩子，年纪最大的是1986年的，年纪最轻的是1992年的，带这帮年轻人开始做。到现在频道订阅是全国最大的财经类的。
读者变得越来越真实，现在我们在全国有81个城市，在北京就有很多人，有两三千个QQ群。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中国真的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相信商业正当前，我们愿意吸取很多的财经知识，让自己在商业里驻足。这个频道是慢慢建立的社区，其实我们当时建立的时候，读者是五零后。但是到现在这个时间读者都是八五后，所以挺高兴得，大家一起能够干一件事。
要和大家分享的八句话
第一句话，我们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
第二句话，努力。
第三句话，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我常常认为中国民营企业是制度经济的，为什么要违法？违法的行为就是改变，所以要改变这个事情的本质。
第四句话，如果99%的经济学论文没有发表，世界照样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不要对自己的职业有太多奢望，干你该干好的事情就可以了，不要有太大的妄念。
第五句话，再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我们做商业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要建立正确的财富状态。
第六句话，好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人到了成年后结交好朋友的时间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很多好朋友是你的中学朋友、大学朋友，你真正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交朋友的成本越来越多，所以大家珍惜自己的好朋友。
第七句话，我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花光所有的钱。
第八句话，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中国地区 野蛮式的财富爆发年代已经结束了
这句话其实也写给我自己听，一个人大概过了中年，应该让自己放松一下。慢慢要让自己放松，我觉得在中国地区野蛮式的财富爆发的年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让我们生命从商业中释放出来，去听好的音乐，去旅行，有交友，去享受生命中更美好的事情。
这就是我今年出的一本书，《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个时代到今天我认为它很好，而且我很好奇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过程。我这两年的失望感越来越强，我们看到我们存蓄的变化越来越大，我们个人的财富在变化。但是我看到这个社会另外一些变化，我们的社会变化、政治变化，有一些是前进的，有一些是倒退的，就像天津的事件出来以后。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个时代能够快点过去，能够让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回到我们生活中。吴老师跟我讲过一个他的体会，他说中国在1979年的时候曾经请过两个东欧经济学家，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克，一个是波兰的经济学家，克里斯，这两个东欧最著名的市场经济学家跑到中国社科院，给中国的经济学家上十天的课。他们对中国学者说，你们未来的改革不能走东欧的道路，东欧市场经济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你必须要进行更深化的改革，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他们对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未来几年经济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政治的成功、取决于社会的成功。我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之后就忘记了，为什么忘记呢？因为八十年代后，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快，所有的人都在想怎么改革经济。都说社会制度的改革会滞后，有两个条件，第一你这个国家财富不断增加，第二你的国门打开，全球化的秩序、规格、跨国公司，这两者一加就会滞后。
我说吴老师你怎么注意到这个情况的，就是2005年以后，吴老师他们开始推出一个呼唤法制的社会。原来经济成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可能会反过来抑制经济增长。所以，这个时代真正的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中国要进入一个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一定不会天上掉馅饼，一定是我们在座的各位相信一些普世的价值观，我们在座的各位做个正当的好的企业。然后让我们在座的500人传到1000人，由1000人传给10000人，这个国家才有可能从坏的国家成为好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