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曹远征理事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查琳•巴舍夫斯基女士说到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发达国家的状况明年可能略好于今年，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是在加大的。关于短期经济我不想做更多的评论。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样？我们知道，金融危机重要的表现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由于金融机构的杠杆最长，危机被定义为金融危机。从这个角度观察世界经济，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全球的杠杆依然很高。
举个例子，如果按照欧盟的标准，也就是马斯特里赫条约的规定，除了中国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负债率是低于60%的，日本达到了250%。但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错配非常严重，48.85发生在08年以后。
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如果杠杆去的过快，金融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各国政府就用加杠杆的办法对付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如果加过多，杠杆过长会导致下一轮的困难，于是在这两者之间艰难的选择平衡。一方面通过宽松的货币，特别通过银行购买国债来支持维持杠杆。
但是，长久下去，两党关于债务上限的谈判愈演愈烈，这就引发了一个思考，我们未来还是处在这样一个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货币政策是什么样的？
首先，它会宽松，因为它要避免去杠杆。
其次，它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是我重点要讨论的问题。过去我们在讨论货币政策的时候，经常讲M1、M2、M3，那是从供应角度讨论问题，是假定资产负债表在稳定甚至在扩张情况下，央行的货币供应就能控制整个经济的活动。
但是，如果资产负债表在衰退中间，或者说在去杠杆的过程中间，是不是这种手段就不太灵呢。应该从资产端考虑问题，其实没有QE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改变央行资产，从需求端看看供应端应该有多大的量，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这使我想起了自上世纪20年代以后，对中央银行功能的重新认识。中央银行出现以后，没有货币政策，它是金融稳定性的，它是最后贷款人，货币政策只是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发现，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引起利率的变动，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的成本的变动，影响一些投资行为，然后提高总需求。
这次发现，金融的稳定性更为重要，央行除了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以外，还有一点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承担责任。如果在货币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恐怕影响资产偏好，而不能影响货币供应。
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央行也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它在资产端开始做很多的工作。今年以来，PSL对于开行一万亿的再贷款保障建设，这是在资产结构中间进行调整，而不仅仅一味追求货币供应的宽紧，这会不会一个全球新的变化趋势，影响资产结构的情况下，来看它的货币供应，而不是单从货币供应的角度来看它是什么样。
如果这个是成立的，我们会注意到，货币政策理论正在重新塑造，新的操作工具正在出现。在这样一种出现中，各国央行的紧密配合就变成应有之意，这是在重新塑造全球的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