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进入了“高质增长”的新阶段，随着消费升级带来的服务业崛起，是否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房产税立法脚步越来越近，这是否是对目前楼市脆弱平衡的一次暴击？今天，我们邀请到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看他对未来中国经济走势有何判断。
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的影响被夸大了
原子智库：很高兴朱老师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40多年的经济增长，这个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很多人看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人口红利的结果，您怎么看待这个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朱海斌：当然了现在有很多的讨论，就是中国人口红利是不是进入一个，从红利进入一个负的时代，我觉得其实这个人口红利的因素可能会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被过于夸大了。
从人口红利的角度来看，当然现在就是我们从2011年看，整个人口市场、劳动力市场是有一个明显的拐点，2011年是我们适龄劳动力人口的一个高点，2011年以后适龄人口劳动力开始下降，我们看像另外的一个指标，我们看比如说新增的农民工，从2011年的高点大概1100万到1200万美元每年流入，到现在大概只有300到400万。
服务业拯救中国劳动力市场
我们现在每年，劳动力市场面临最大的压力是每年新增的大学毕业生，这个每年大概700多800万，从劳动力供给的这个结构来看，跟以前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从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看的话，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2012年以后，我们看到制造业从以前的，就是说净创造劳动力的就业这么一个部门，人口开始每年都下降，农业部门还是输出，但是服务业每年新增的劳动人口是加速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几年，我们说经济每年都在下行，但是我们在就业市场上其实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原子智库：人口红利跟它的人口数量并不是绝对的？
朱海斌：这两个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而且从目前中国的经济特征来看，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因素，可以在短期，可以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仍然可以保持正的人口红利，虽然这个红利比以前要小很多。
未来经济增长对人口的依赖度会下降
原子智库：总体看来朱老师对这个人口红利很多人的担忧，您是比较乐观的？
朱海斌：对，我不觉得人口红利会有那么大的负面影响，当然整个从以前对经济增长贡献比较大，以后这个贡献的速度在放缓，但反过来看从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其实很大程度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后的经济增长可能对于人口的依赖度会下降，我们看到最近像谈到很多的，像制造业升级，中国制造2025年，像工业的自动化，包括像人工智能未来可能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其实中国可能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在高速成长的时期，我们在尤其像加入WTO很多中低端的制造业开始快速发展的时候，正好是我们人口红利最强的时候，在今后进入人口转型，恰恰也对应着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我们可能对于资本投入，对于投资的效率，对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这一块儿的依赖度可能会越来越大。
人口红利消退，中国制造业的走向？
原子智库：您刚才说的那个全要素生产，我看在十九大报告里面也提出来了，说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在这一方面中国还可以做些什么？
朱海斌：全要素生产力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我们在具体经济里头应该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每个领域我们都应该尽量的提高这个节约的程度和投资的效率。当然更重要的对于中国而言在于制造业的升级和服务业的升级，影响说这两块儿是相对更加核心的领域，制造业我们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的发展，应该说我们现在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制造业。
中国部分行业已经实现弯道超车
朱海斌：其实中国的制造业开始从中低端往中高端走，我们现在最大的出口类别部门是机械制造、电子产品，在有些领域我们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比如说像高铁，像互联网+那些行业，包括像一些航空、航天，其实在全球是属于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从整个制造业的结构来看，准确的来讲我们制造业属于一个混搭的状态，有些可能从工业1.0到2.0正在进入，有些可能弯路超车的，可能到3.0或者4.0，或者在全球。
人工智能带来失业也创造了新的就业需求
原子智库：跑的是非常快的？
朱海斌：各个部门之间非常不一样，还有一些其实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人均收入的提高，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后，有一些中低端的制造业可能会逐渐的，或加快往海外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不同的行业不同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未来的趋势和发展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原子智库：您怎么看这个人工智能公中国制造业，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这个影响？
朱海斌：我觉得人工智能最大的影响，可能对于以后我们对于人才的培育，对于教育，可能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我倒不是很担心比如说AI发展以后。
原子智库：大家大失业您不担心？
朱海斌：就没事儿干了，其实我们看过去的一两百年，每次大的这种技术革命，像工业革命，像火车或者互联网，每次大家都很担心，是不是这个技术会带来很多大量的失业，确实在传统对应的那些领域，我们看到其对人口或劳动力投入的需求明显下降，但是在很多新的领域，它也会（人工智能）创造新的就业需求，这个我们看到在过去几轮的工业革命里头，每次都是重复的发生，AI或者说自动化、工业自动化，毫无疑问有些传统的，比如说像传统的那些制造业，甚至像我们金融业，我们说的交易，有些领域可能会以后大量的被人工智能所代替。
提升投资质量与效率
是经济健康增长的关键因素
原子智库：在过去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面，相当大程度上是政府来拉动经济增长，就是靠投资，尤其是2008年往后的时候，政府大量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也带来了很多的批评？
朱海斌：在2009年以后我们看到很长的时间，我们一直的焦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但是这个高速的增长是建立在对于高度高速投资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投资在GDP的占比，我们看到在2007年以后一直不断的往上升，带来了我们整个经济结构主要的矛盾，就是我们的消费在GDP里头占比一直逐年的下降。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三四年里头，其实在这方面开始出现一些比较积极的调整，主要反映在我们看到最近几年的投资增速一直逐年在下降，同时这个消费的增速一直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肆意我们看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来看，投资的比重在下降，消费的比重慢慢在回升。
无效投资对社会的财富是一种浪费
但是从经济长期增长来看，投资和消费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或者说看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比如说过渡的依赖消费，或者紧紧依靠强调消费来推动增长的话，往往也会陷入另外一个怪圈，就是过渡消费以后导致最后的整个经济里头出现了各种问题，或者说导致经济和金融危机。
我们看到最近的几年讨论里头，很多人一提到投资，感觉又回到老路上了。投资的关键其实是投资的效率，我们一个单位GDP的增长，在2007年的时候，对应的大概是3到4个单位的资本投资，到最近几年这个比例上到6到7个单位，也就是说我们投资的效率几乎下降了一半，这个是我们在经济结构改革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原子智库：就是浪费啊，或者说一些国企低效的情况，您是怎么看投资拉动增长的这种经济模式？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投资的效率是更核心的一个命题，就是说如果你哪怕投资，我们说降到GDP的20%，我们现在是40%几，如果20%还是无效的投资，对于整个社会的财富还是一个浪费，对于经济增长也是一个负命题，如果说你20%的投资增速，但是你投资的效率很高，可能比我们现在30%、40%占比的投资对于经济带来积极的因素影响可能会更大，这个中间的领域就是说，怎么样避免在第一个核心，在一些产能已经过剩的这些领域，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再进一步的去产能，把这些“僵尸”企业赶出去，我想在十九大报告里头，也是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去产能的路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对于未来就是说对于有利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这些新的投资领域，包括像中国制造2025怎么样提升这个制造业的效率产业升级，包括在服务业升级，对于像健康、像环保这方面的投资，我想至少从目前来看，仍然有非常大的投资空间。
消费升级更多集中在健康娱乐领域
原子智库：说完投资我们再说消费，因为最近两年说的最多的就是消费升级，您怎么看这个消费升级。因为很多人都在批评这是一个伪概念，说是生造出来的，用于营销的？
朱海斌：消费升级确确实实在发展的，大家在日常生活里头已经能够体会到的，我们从宏观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当我们说最近几年消费的速度一直是非常稳定的，但消费增速稳定的这个表面的现象背后，实际上消费的这个结构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
朱海斌：就是我们看到以往的时候，我们说消费主要是衣食住行这个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些消费占了主导，最近这几年明显这一块儿在消费比例里头是下降的，但是对应的像健康、娱乐或者说旅游那些，消费升级的这些概念，这个增速是远出整体消费的增长水平，实际上在现实里头已经发生，包括我们说人的需求跟之间也不一样的。
我现在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电影票房，电影票房中国是今年仅次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第二大的电影票房，这个在十年之前是很难想象的，十年之前美国人总是抱怨中国人，你总是买盗版碟，不去电影院，是买了盗版碟以后再回家看，但我们看到过去的十年，其实整个的消费需求其实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
原子智库：还有游戏产业。
朱海斌：高端消费品、游戏产业，海外中国游客的购买能力，其实我们在各个方面都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消费升级的这么一个变化。
为什么巨额网购对经济贡献不大？
对消费升级伪命题我想其中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说其实回到宏观的问题上，我们最近几年看到的一些像新型消费业态，比如说像网购，或者说互联网技术上新型的消费形式，它到底是意味着，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新的消费需求，或者说消费升级以后产生的新需求，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它（网购）只是对传统的这种消费的一个替代，它的经济增长其实可能并没有更多新的贡献。比如说像网购，网购快速增长的同时，它实际上是传统零售店的这种零售模式，明显在萎缩，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平时的研究里头，其实是应该加以区分的。
地产江湖的未来——“三足鼎立”
原子智库：我看到您前两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聊到，中国的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了两个拐点。
朱海斌：从房地产政策来看，有三个比较大的拐点
原子智库：最近三个拐点？
朱海斌：新拐点我觉得就是在最近的一两年提的，怎么样建立长效机制房地产，包括在十九大报告里头提的多渠道供应，租售并举，这是一个新的提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判断意味着房地产政策第三个非常大的拐点，也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十几年以商品房为主导的一个模式，以后可能会过渡到我们所说的，可能是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商品房，一个是保障性住房，第二个是租赁性住房，可能以后会成为三条腿并举，三足鼎立的这么一个局面。
如无政府调控，一二线城市房价仍面临上涨压力
原子智库：您觉得在商品房这个房价的趋势会是什么样的？
朱海斌：房价的话，从2017、2018年来看的话，在目前楼市调控的大环境下，应该说房价是相对区域稳定，但是如果我们说没有这些楼市的调控政策，我们现在的看法就是，房价仍然存在非常大的上行压力。
尤其是经过这几年的个房地产市场调整以后，我们看到在现在在一、二线城市，现在其实在供需方面上，尤其在房地产的库存量上，跟三年之前非常明显的变化，目前在一、二线城市普通的库存量多低，三、四线城市在过去的一两年，库存量也非常明显的下降，目前大家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没有政府一些比较激烈的调控政策的话，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应该说房价仍然面临着上涨的压力。
应对不同居住需求
需提供不同住房供应模式
原子智库：您觉得说在就是所谓的多渠道供给，多措并举的这么一种模式下，对我们普通人的影响会怎么样，因为发达国家据说是有30%以上的是租房的，中国人也将进入租房时代吗？
朱海斌：我觉得租房时代应该分成各个城市，它可能情况会不一样的，可能一、二线城市，我们说大概前面二三十个城市，对租赁性住房的需求，可能会明显的上升，就像我们说的，像其他的发达国家，但是三四线可能租赁房子的市场需求并不会很大，因为中国的文化来说，或者各方面来说，跟西方可能不太一样。
原子智库：都希望有自己的房子？
朱海斌：住着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愿意拥有住房，而不是去租房，当然了这个也跟我们目前租房市场不发达，包括北京、上海应该说全国租赁房市场相对最发达的地区，但是我们看到在实际里头有很多非常不规范的这种现象，无论从对业主的保护，还是对租客的保护，其实都是非常缺乏的，所以导致在这个市场上，双方对于不信任或者说对于契约，感觉没有一个合理规范的租赁房市场的存在，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限制了这些城市的租赁房的市场，但是从目前的房价结构来看，北京、上海如果说房价是稳定在当前水平的，毫无疑问无论从需求方，对于租赁房市场这个需求仍然会非常的高。必然的在一、二线城市，我们说需求，针对不同的居民需求，你可能需要提供不同的住房供应模式。
政府应鼓励社保、保险等资金进入租房市场
当然了租赁房市场现在在政策上，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模糊点，就是我们现在不清楚政府到底它指的租赁房市场是主要以对应，比如说对应经济适应用像公租房，就是政府保障下的这种公租房的形式，还是以更多是市场化为基础的。比如说像欧美，更多国家的以私人住宅供应为主的租赁房市场，这个方向其实并没有明确。
我觉得在房租问题上，其实中国可以参考像欧洲一些国家，像德国、瑞士的一些国家的经验，一方面就是说政府可以鼓励各方面的租赁房市场供给，我们刚刚提到可以通过像农村土地改革、土地用途。当然政府也可以鼓励，比如说像开发商，像一些机构投资者，比如说像社保基金或者说保险公司，它可以参与到这种租赁房市场。
尤其是在德国或者是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话，一些机构投资者它是提供租赁房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供体端，对于这些机构投资者来说，相对比较稳定的收益，租金收益，其实对它来说，它不追求暴利，但是它比较追求稳定长期的回报。另外一个就是政府需要介入的，怎么样在租赁房市场上提供一个更加规范的市场环境。比如说你的租赁房市场，无论你是私人的，还是通过机构投资者，它每年房租的上涨跟通胀是挂钩的，这个就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租赁房市场，这个租金的相对稳定性，而且也保证了你对租房需求和供给，相对一个比较稳定的市场环境。我们说楼市调控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租金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再配以其他的中长期的，我们说房地产政策结构的调整，对于房价的抑制也会起到一个很积极的影响。
房产税2018年有可能进入立法程序
原子智库：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很多人，尤其是中国的中产阶级非常关心的话题，关于房产税，您怎么看，因为有很多的谣传，说房产税最近几年会出台，会出台吗？
朱海斌：我觉得征收房产税是必然会发生的，而且很有可能在2018年开始进入立法程序。
原子智库：这么快？
朱海斌：当然了从进入立法程序到讨论，到最后通过再到执行，可能仍然会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从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我倾向于认为房地产税会进入立法程序，因为从大环境来看几年之前我们其实房地产税讨论一直每年都有，但是一直往后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一两年，我们说仍然面临着房地产行业去库存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图12），经过这三四年的调整以后，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在一、二线城市，其实库存已经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了，三、四线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就是大家要回归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这种大的环境之下，原先在政策上比较担心的，一旦引入房地产税，会不会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产生一个非常剧烈的负面影响，应该说这个影响可能从目前看，因为关心到如果没有这些很多楼市的话，房价是面临上行压力的，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比过去两三年相对更好的一个时间窗口。
房产税对高房价地区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原子智库：如果说是推出房地产税的话，对于房市的影响，会是一场爆击吗？
朱海斌：我觉得对于一、二线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现在房价水平过高的一些地区，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大部分三、四线城市，相对来说这个房价水平相对并没有，我们说房价收入比相对比较合理的那些城市它的影响相对会小一些，（图11）当然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房地产税推出上的一些细节，到底我们是的房地产税是像欧美一样全征收，还是说会有一定程度的豁免，还是会有一个慢慢过渡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