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动能减弱、中国三季度GDP增速首次「破7」情况之下，正在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五中全会备受瞩目。近日，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陈兴动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短期正面临金融风险、失业上升、财政收入下滑等三大风险，或令中国决策层重新关注经济增长。他亦表示，从中共十八大推出改革方案至今，尽管政府也采取了诸多改革举措，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仍鲜有突破。现时国际社会期待中国给出一个新的预期，希望五中全会能够向世界释放一个明确的「中国向何处去」的信号。他表示，如果五中全会能够定出一个比较实在的、跟中国潜力相一致的经济增长水平，将会令到所有的投资者对中国抱有更大的信心。
香港商报记者李颖
金融就业财收风险上升
香港商报：不久前出炉的中国今年三季度GDP增速首次跌破了7——为6.9%，显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大。如何判断现时的中国经济？
陈兴动：目前国际投资者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工业增长方面。因为关于GDP增长的数据现在疑问比较多，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数据。现在有观点认为，中国GDP的增长数据中，服务业的贡献比较大，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抵消了工业增长速度的下滑，这个说法没有得到更好的印证。对我本人来说，关注的就是工业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已经出现了工业的问题，目前中国工业通缩的问题比较严重。从第三季度看到的数据来看，我们基本判断工业增长下滑的势头并没有停止，这个下滑的趋势还在持续。我们认为工业增长的速度还会继续往下走，中国面对短期的风险和中长期的风险会上升。
香港商报：在您看来，中国经济短期和中长期的风险具体有哪些？
陈兴动：短期的风险表现为三个：一是金融风险，可能从风险向风暴推进。二是就业方面，从统计数字上看，中国的就业问题不是那么严重，但从分析和推论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失业和结构失业的问题，可能比我们统计数字表现出来的要严重得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工业增长速度大幅下降以后，会激发更多的结构性失业，所以失业问题可能会成为越来越大的问题。三是中国可能出现财政的短期困难。现在看到的财政收入，虽然1月到9月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了预算，但是税收的收入增长仅3%左右，这样非税收入倒算回去大概增长了25%，非税收入其实是靠特殊的国有企业增加更多的财政性收入，这是不可持续的。这短期的三个因素，可能会使得中国政府回过头来要重新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期角度来讲，中国需要判断未来怎么走。从2013年11月份采取的非常激进的中国改革方案出来至今，尽管政府采取了许许多多的改革方案，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关键领域的改革，市场上投资者的普遍感觉是没有看到太大的进步，为此对五中全会有很大的预期和期待，希望五中全会能够给世界一个明确的「中国向何处去」的信号。
GDP切合实际谷信心
香港商报：有消息说正在拟定中的「十三五规划」可能会将GDP增长目标设在7以下，之前官方的GDP一直都是一个绝对值，最近统计局的一个官员的说法是一个区间就是6.5%到7.5%之间，这就引发了一些猜测，是不是意味着决策层不再执着于经济增长目标？
陈兴动：关于经济目标定多少有争论，我们很快会看到五中全会的定论，究竟会采取什么形式。我们作为市场经济学家来看，希望中国政府定的目标是一个区间，而不是定一个数。第二，我们希望政府一定要做到「我想要多少」和「可能要多少」的权衡，不能说「我只想要」，而现实可能做不到。目前很多的机构研究认为，现在中国潜在的增长率最低6.2%，最高6.7%，也就是6.5%左右，可能把目标定在6.5%左右更现实一些。第三，如果中国定一个现实的目标，市场是对他有信心的，相信中国政府能够做得到，大家信心反而起来了。如果你定一个目标很高，大家把脖子拉得很长，够不着，这反倒让大家没有信心了。
五中全会涉及到的十三五规划，我个人判断，第一是设定一个合理可以实现的经济责任目标，第二个是指明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动能在什么地方，第三个就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靠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来实现所设定的增长目标。
结构性失业风险加大
香港商报：您刚才谈到中国经济面临三大风险，其中一项是失业风险，最近制造业倒闭现象增加，出现一些制造业工人失业现象，官方统计的就业率并不涵盖这一部分，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民工荒」会否变成农民工结构性失业？这会否成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
陈兴动：首先，民工荒和农民工结构性失业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从市场的角度看，官方的就业数据出来，我们没办法去验证。比如官方数据显示上半年创造就业机会718万，但到了9月份全年任务已提前完成，创造了100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否创造了这1000万个就业机会就解决了问题呢？这里有些困惑，我作一点简单分析。
上半年解决的718万新增就业机会是这样构成的，其中299万是解决了失业后再就业问题，还有88万是解决了困难就业，两项加起来是300多万。还解决了310多万新的劳动力就业，这批人为何在今年上半年就业呢？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去年大学毕业生720万左右，加上中专、高中、职高等净劳动力，加起来超过850万。这样就出来一个大的问题——今年的就业目标是1000万，上半年已经解决了718万，只剩下200多万的目标就可以完成任务，显然就没有动力去再做了。可是今年从7月份开始有750万大学毕业生，加上100多万中专中技毕业生，加起来不少于850万，有近900万毕业生，那么下半年只剩下不到300万就业岗位，这样有600万人下半年找不到工作。这是新的一块。现在我们很多失业问题的计算数据很矛盾，工业企业下行了，名义增长率很糟糕，不要说利润，现金流动都没有了，工资都发不下去了，越抵近12月，就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破产。经济增长7.5%时，失业率是4%，经济增长7%时，还是4%。这个数据不太令人信服。
冀五大关键领域改革
香港商报：您谈到五中全会中共决策层可能会向世界释放明确的改革信号，在您看来未来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打开更多的空间？
陈兴动：之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五中全会充满期待，是看到了改革30多年来尤其是2013年11月份之后，中央出台了一些非常激进的改革方案，给大家带来很大的期待。但在此之后，尽管有小的金融改革措施不断出台，包括金融方面的改革力度较大，但就市场的观感而言，更多大的改革举措并没有出来，再加上现在的经济整体下行的趋势没有缓解，各种方方面面的矛盾集中在爆发，而我们过去采取的一些行政的办法和措施去稳增长，效果在递减，所有这一切都让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改革上。
改革改什么呢？从我的角度讲，最关键的改革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户籍改革推动的城市化。二是跟农村相关的土地制度改革。我们要解决农民工进城，如何赋予给他们更多跟城镇居民一样的户籍和整个社会政治待遇，让他们不仅仅是生产者和服务的提供者，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地推动消费。三是财政体制的改革。四是货币金融体制改革。我觉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货币政策都有些管过头了，货币政策应该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但财政政策还没有大的突破，还在一个比较小规模的状况，需要一个大规模的设计。财政政策改革包括预算制度、税收等改革。税负是否很重？我们如何去设计一种更好的税收体制出来？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现在很多企业面临，比如僵尸企业问题，这个问题为何难以解决？因为需要国家拿钱。国家从哪里拿钱？这就需要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又跟城镇化紧密相联，地方上为什么积极性不高，就是因为城镇化也牵涉到谁来拿钱的问题，因此需要做一个大财政的改革。五是国企改革。现在国企改革指导思想出来了，现在从各方面的评论来看，矛盾还比较多，要成为一个可实行的方案，恐怕还需要更加具体的政策出来。我觉得这五个方面的改革是比较重要的，期待改革核心点在五中全会上看到，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改革方面迈出大的步伐。预料会给出一些判断，指出一些政策上的支撑。
以城镇化带动区域平衡
香港商报：您刚讲的这五大领域改革中，您认为最值得期待的哪一方面的改革？
陈兴动：我最期待的还是以户籍制度改革推动的城镇化改革。我最近做了一些研究，想回答中国经济发展处在一个怎样的阶段问题，参照系找了与中国相对具可比性的日本。去年中国人均GDP是7580美元，相当于日本当年跟美国相比，大概在1956年的水平。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日本的工业化、城镇化、地区发展这三方面的平衡基本上在1978年就解决了，那时的日本相当于美国经济的40%。如果从60年代到1978年之间，我们现在还有十多年时间可以追赶。
我们跟日本比起来，还有哪一块可以作为引擎呢？可以看到，我们城镇化水平跟日本相比还非常落后，我们现在户籍城镇化仅40%，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在地区发展不平衡方面，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60%左右，我们现在是3倍，上海的人均GDP与贵州人均GDP相差3倍。我们还有城乡的差别，所以我们还有发展的空间。而我们工业发展的水平特别像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我们工业增长速度比当年日本快，所以我们必须靠城镇化去完成这个增长。城镇化可令到中国未来5年、10年经济继续保持一个中速增长，是可持续的。用城镇化带动地区平衡发展，然后用地区的平衡发展激发创新，带动的工业生产。
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
香港商报：我们看到今年GDP增长中，金融业对GDP的贡献比较大，这一块的比重上升比较快，我们看到一种趋势是，金融业等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增长速度超过实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那么请问在GDP增长目标破7的情况下，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的发展能否支撑起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陈兴动：从大的趋势来讲，中国服务业在整个GDP构成比重在提升，目前也越来越明显地看到这种趋势。这个趋势肯定是会持续下去的，金融业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对GDP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券商研究，股市对GDP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服务业在中国GDP的构成还会提升，制造业受制于改革、转型、产能过剩、成本过高等一系列的因素，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处于一个产能出清的过程中，所以在GDP的构成里头，实体经济与服务业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有一部分是市场的规律，不可逆，需要做一些调整。
香港商报：中国同时也提出了制造业2025计划和工业4.0，这是否意味着制造的转型升级仍是一个大的国家战略？
陈兴动：尽管中国制造业有很多的问题，但还是进步比较快，手机我已经换成中国手机了，一点不差。制造业在产品上更需要有艺术性，中国太讲究实用性，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提升。
「双创」重在自由成长
香港商报：政府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创业创新能对经济增长带来多大的推动？
陈兴动：「双创」从出发角度来讲，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到了第二阶段，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出来，中国经济从实物经济进入到金融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现在财务的总量很大，管理财务的需求很大，近期资金流向了商品期货市场和债券市场，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寻求获利，它需要找到任何的投资机会。这样的话就出来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培养机构投资者，需要千千万万的资产管理公司涌现出来，能否成长起来，管理者需要去控制风险。现在中国发展互联网+，互联网可能会使许许多多的东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也创造了很多靠年轻人去想象、去创业的机会。传统的工业、国有企业根本性东西也需要新的基因去改造中国的传统产业。
现在，有了资金的供应，有了创业的冲动，有经济发展过程中靠原来传统经济增长不行的部分，这一切条件的存在，为「双创」的出现有了充分的理由，「双创」不是凭空造出来的。但「双创」也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创业的成功率是不高的。不可能人人都是马云，马化腾也只有一个，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么马云、马化腾也诞生不了。成功与否不取决于政府，取决于企业，政府需要创造条件，让企业去自由成长。
另外还要注意到，在企业和个人创业过程中，政府要创造出良好宽松的环境，如果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自由的创业空间，那么「双创」传递的声音再高，也没有实质作用。「双创」需要推动，但在推动过程中要考虑到客观的现实，揠苗助长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