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上午，国务院参事，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夏斌出席“2021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并发表题为《如何处理恢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关系》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在当前国民经济的具体运行中要做到不急转弯，真正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不仅要对我国当前金融风险有全面充分的认识，做到真正的心中有数，更要在具体处置风险进度的把握上，坚持系统的统筹观点，兼顾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以下为夏斌本次演讲全文
各位上午好。2020年人类遇到了新冠疫情，重大的不确定性，和特朗普政府不断反复的赖行，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走的都很不容易，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经济最终还是交出比较满意的答卷。现在开始2021年，中国经济会怎么样，会面临哪些新的不确定性，尽管海内外多数机构预测今年中国增长会达到8%左右，但这是基于新冠疫苗大量运用，预料全球经济会复工复产，以及在去年世界经济萎缩4%，中国经济增长2%左右的超低基础上的反弹，而做出的预测。如果连续计算去年和今年两年后的平均增长，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也就是5%左右。
2021年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能不能长期稳定在5%的增长水平？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到底怎么看，到底怎么应对，为什么？因为多数机构对2021年的预测基本上是基于目前的经济变量数据，系数的外推，是简略或者忽视了还没有发生的或者意料不到的新问题，是简略或者忽略了在可能的新环境中各国政府政策博弈的多种可能性。
什么是可能影响、冲击今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国增长的更大外部不确定性？代表性事件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一是新冠疫情进一步发展态势，特别是新冠疫苗注射和新冠病毒变异速度之间的赛跑，到底谁能赢，现在并不能说清楚。总体说，全球的防疫形势并不乐观，不能放松警惕。不清楚还会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这自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是捉摸不定的。
二是中美关系，我个人认为这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最大的关系，对华公开遏制，特朗普政府只是开了一个头，美国两党高度一致的对华态度还会继续下去，我个人认为恐怕还会继续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针对去年一年多，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政策，以及不断“退群”政策的失败，即使假设在拜登政府中会得到修补，但整体美国政府对华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焦虑、急躁、烦恼以及对华的打压不会停止，因为这不仅仅是根源于两国政治、外交的形态，而是根源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崛起和美国社会的撕裂。其撕裂的基础是美国内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是根源于全球增长中美国的潜在增长率长期低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这一根本性的经济基础问题难道会随拜登一时的外交政策、贸易政策的调整而改变吗？绝对不会，如果改变不了，那么2021年年初稍有修补的政策到2021年年底，乃至2022年会不会变，又会怎么样变，会不会表现为更加焦虑，更加急躁与烦恼，从而实现政策反复，或者进一步铤而走险。我认为现在是看不清楚的。
三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堰塞湖。2008年的美国危机，各国央行大放水政策之后，迄今已经十年之多，世界经济没有得到彻底修复，新冠疫情后，各国央行进一步大放水，美国2020年在不到十天内股市四次熔断，主要发达国家和欧元区已经实行负利率或者接近负利率，全球的金融杠杆攀上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如惊弓之鸟，感兴趣的已经不是从理论上探讨新一轮危机会不会发生，而是时时在担心，不知道蝴蝶什么时候煽动翅膀，会马上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崩盘，会在什么地方爆发金融危机。
以上三件难以捉摸的不确定性事件中，哪一件发生都会冲击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面对这三件外部事件，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宏观政策以及重点任务，都做出了全面布置，并且提出了八项重点任务，但这不是全部的重点任务。在要求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提出了既要精准实施宏观政策，不急转弯，又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
我想就什么叫不急转弯，什么叫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怎么理解和落实这两句话，理解这两句话，谈一些看法。
在现实生活中间，我们遇到的都是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在基层操作层面的具体实施中，往往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四十年来经济运行中最为集中表现的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难以协调的现象，会出现达不到我们政策要求的“既要...又要”的尴尬局面。
比如我们要处理大量的P2P网络贷、大资管业务等过去几年积累的金融乱象的时候，有一些资产就收不回来，表现为资产损失，产生了大量风险。有些已经贷出去的贷款，没有到期要强行收回，就会中断大量中小微企业的稳定运行。那么在处理风险的时候，怎么落实六保中的保企业主体？
比如，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就会限制它进一步违规滚动发债，原有地方债务窟窿就要暴露，后果或者影响基层财政的正常运转，或者地方建设项目马上下来。那么怎么防止不急转弯？
又比如双循环要求进一步扩大消费，就要加快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的制度改革，要改革，不同程度上就要扩大地方财政的支出，但是在很多地方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已经靠转移支付的情况之下，又要扩大支出，还要化解地方政府风险，怎么办？
同样，在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中，集体土地卖地收入要多向农村、农业、农民倾斜，加上我们住房不炒长效机制的全部推行，三四线城市的卖地收入就会缩减，土地财政收入减少，进而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或者拖延地方建设项目的进程，这方面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把握等等。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民经济的具体运行中要做到不急转弯，真正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我认为一是需要对我国当前金融风险有全面充分的认识，做到真正的心中有数。二是在具体处置风险进度的把握上，要坚持系统的统筹观点，兼顾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第一，我们对金融风险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常说金融风险、风险隐患这样的词，往往是指没有暴露的风险，没有暴露的损失，但是当借钱人到期不还，风险就暴露了，造成了现实的损失，那就不是隐患了。当风险暴露时，剩下的问题就是，要么是输债权人的钱，要么是债务人的钱，就这唯一选择。
第二，风险暴露或者说要处置风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要输钱，要买单。意味着某一个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在我国当前处理的各类风险中间，我们要特别关注和准备是输谁的钱，谁买单。宏观部门在研究汇总不同风险的处置中要有大致的判断，处理某类风险，哪类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会受损，会对冲和冲击哪个信贷政策，对经济运行和改革会有什么影响。比如说在处理风险的中间，我们该让居民投资者买单就让居民买单，但是从社会稳定出发，什么样的风险必须让居民自担，居民能容忍买单的幅度有多大，而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该让企业买单就让企业买单，但是中小企业处于融资难、融资贵的尴尬局面，与设法保企业主体的方针如何兼顾，保哪些企业主体？如果该让地方财政买单就让地方财政买单。有些地方财政已经主要靠转移支付维持运行，怎么买单，钱从哪里来？是卖政府办公楼还是靠其他什么办法。如果以上风险缺口实在解决不了，由中央财政兜底，那么全国人大能容忍赤字率提高多少，如果在提高赤字率上走不通，靠发债解决，共多少风险需要靠发债解决，政府的债务率提高多少？从国家经济安全出发，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政府债务率又能够接受提高多少？如果涉及商业银行资产的风险，由商业银行买单，那么银行资产质量下降，会多大程度上影响股？最后，如果剩下的剩下的风险其他方面都解决不了，靠中央银行买单，那就靠中央银行发货币把问题解决，后果又是什么，可想而知。反正，处置风险是要承认输钱，是要消减社会资金的存量，增加经济下行的压力。如果不打破刚兑，市场有效配置功能难以发挥。但是如果彻底打破刚兑，须对哪些经济主体承担负责，哪些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宏观决策部门要有充分的准备，做到真正心中有数。
第三，对风险总量要有大概的估算，三期叠加当中有一句话，前期政策消化期，目前的金融隐患、风险隐患大多数是多年来发展方式扭曲，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长和多年金融乱象导致的，五千多家P2P公司关闭清零后，数万亿资产风险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商业银行百万亿级的表外影子银行资产的处理，信托整顿中大量问题资产和各类金融控股公司的问题资产在处理，商业银行在2017年到2019年已经处理不良贷款5.7万亿，加上债转股，合计处理问题资产7.1万亿元。这以上已处理的各类风险之后，到目前全国还有多少没有暴露的问题资产，这些资产在哪类金融机构的账上趴着，表现为哪类金融主体到期还不了的债务？如果宏观决策部门对风险总量不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走一步看一步，和货币决策部门信息不充分沟通，那么货币政策不可能在总量与结构政策上及时配合风险处置的进程，做好合理的或宽松、或收紧的政策安排。从宏观面看很难真正做到恢复经济，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
第四，风险处理进度要有改革、发展统筹考虑，世界上对金融风险处理主要是集中两类，一类是市场法制强制型，根据法律借钱到期不还，这样的人该破产就破产，债权人该减资产就减资产，这样风险自然可以释放。二是在刚兑没有彻底打破的政府主导型，我国目前基本上属于这一类，有的借款到期不还也不破产，债权、债务被迫延期或者再延期，表现为僵尸企业。
风险处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风险释放相关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缩水，对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就相应减少，经济下行压力就加大。从长期看，市场得到出清，高质量增长的后劲会更大，如果风险不释放，僵尸企业一片，货币周转速度放慢，这个时候社会货币量是一定的，就有可能出现经济的滞胀。风险处置与改革的关系是，风险释放市场得到出清，经济可以持续发展。如果市场得不到出清，市场化改革浮于表面，市场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而我们推进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本身内生要求市场要得到出清，即使在政府主导型的风险处理模式下，我们当涉及社会保障和民生的各项制度改革的时候，风险处理速度越快，短期内国家的财力会吃紧，会减弱推进各项制度改革的可调动能力。但是中长期看，改革深化和风险处理速度加快，经济增长越有效，可持续，国家财力增长也快，越有利于推进各项民生福利制度的改革。由此看，这中间主要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是如何平衡长期与短期之间政策的衔接，真正处理好稳中求进的关系。总之，这对宏观决策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在对风险总量有大致判断的基础上，统筹把握好风险处置的进度与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转轨经济社会，确保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致命问题。
第五，关注监管滞后问题，是思考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又一个重要维度。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守门城，但是金融监管措施的出台，时间的拿捏是否适应，同样对防范金融风险是至关重要的。六七年前以来，几千个P2P公司的涌现，该类金融机构在金融领域的混战，金融控股公司长期无人监管，地方隐性债务问题一度视而不见，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放任不管等等，金融乱象不断累计，直到最后迫不得已由中央发出守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要求，说明我们在金融监管上有教训可以吸取。这种无奈，太多表现在大资管监管上，因为风险涉及面太广，金额太大，以至于大资管的新规执行时间一次又一次被延期执行。这和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在最初阶段对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等等一系列名为金融创新的活动与严格的监管关系上，犹豫、彷徨，甚至对金融本质认识欠缺直接监管，和短期内放松监管有关。今天的金融监管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必需的，但是代价已经是巨大的。所以在当前，我们要真正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我们在讲不急转弯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不能仅仅围绕盯住资金的多与少的问题，忘了防风险。我们在讲风险的时候，又不能不顾三七二十一，不考虑经济下行压力对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不考虑当前解决构建双循环下新发展格局中卡脖子的迫切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总结金融监管滞后的深刻教训，修补相关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在保障国民经济基本稳定运行，深化改革措施逐条落实的同时，一边坚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一边坚定不移精准逐类释放风险，严格实施金融监管的各项政策。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