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逐步企稳，市场焦点也从年初的担忧经济硬着陆，转变为关注宏观调控政策立场是否会随经济活动的改善而转向。尤其最近人民日报中刊登的权威人士访谈中对供给侧改革的重视以及对高杠杆的担忧，更是加剧市场对政策即将收紧的猜测。我们对此并不认同。在外需疲软，房地产带动的内需恢复可持续性尚且存疑的背景下， 经济下行压力仍旧明显。加之工业部门的价格仍在下跌通道，CPI的核心通胀仍然停留在1%左右的低位，均表明我国 尚未从通缩阴影中走出。此时言及退出政策宽松无疑为时过早。关于这一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邻国日本经历的长达十多年之久的通缩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990年代初，随着资产泡沫的破灭，日本国内价格迅速回落。GDP平减指数在1993年底跌到1%以下，并于1994年底跌成负数，并在随后近20年（77个季度）中一共仅有8个季度为正。而PPI在九十年代初期也一度连续65个月保持在负数区间。经济增长也在十年多内持续低迷， 被称为“失去的十年”。面对彼时的挑战，日本政府并没有很好的应对。我国今天的情况与彼时的日本多有相似，同样是面对增长和通胀同步下滑的局面，以及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应对的争论等，而从中又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最重要的值得借鉴的一点是，要正视通缩风险，抵御错误思潮，分清主次矛盾。在9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长迅速下滑，从1990年的5.7% 降至1992年的0.8%。日本政府并未给与足够重视，在日本亟需总需求调节的时候，反对需求管理政策的思路，特别是结构性改革是唯一出路的论调成为了主流观点，导致后来政策连连失误。在资产价格暴跌，债务通缩风险初现时（90年代初），日本国内盛行“清算主义”思潮，即认为这是前期经济繁荣之后市场自我调节必然结果，宏观调控会妨碍市场出清过剩产能，不利经济复苏。部分学者甚至从“道德”的高度，认为资产价格迅速下滑可以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Yukio Noguchi，1992）。随后到90年代中期，日本的通胀指标已经明确指向通缩，但国内仍然认为其根源在于各种结构性的因素，包括全球化后进口价格降低，前期泡沫时期银行坏账积累过多，监管约束过多，国企僵化。再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如Nakatani等，认为人口老龄化、科技进展趋缓使得潜在增长率下降，从而经济放缓。而在90年代后期，人们终于认识到经济确实有通缩。许多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如Krugman 和Bernanke等明确指出了日本经济亟需采取提振总需求的措施。但日本媒体和部分经济学家缺将总需求政策和日本历史上一些失败的促进通胀的措施联系起来，从而周期调节政策被赋予了“制造超级通胀”，“阻碍改革进展”等负面形象， 被认为是无效且对经济有害的措施。尤其当名义利率下降到零时，偏保守日本央行不愿意冒风险采取进一步的宽松手段，而财政部又每每受到“财政整顿是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等国内思潮的影响在扩张时犹豫不决反复无常，从而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加剧了市场对宏观调控政策的不信任。
综上所述
在通缩初现时，错误思潮使得结构性改革，如财政整顿（多为财政紧缩措施）、放松监管、加速私有化等成为当时政府工作的重心。逆周期调节措施的缺位，让日本错过抵御通缩的最佳时机。 而随后当政府开始采取货币、财政宽松措施，通缩已然根深蒂固，因此那些逆周期调节措施并没有立竿见影。这进而又促进了“逆周期调节无效”说在日本的盛行，并带来了一系列的政策失误。
反思日本在1990年代的思潮更迭，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寻找经济放缓的原因，却忽视了周期性的因素。多数日本经济学者认为当当时经济的放缓是“长期性”的，因而短期内的货币、财政政策扩张并不适用。 诚然，这些结构性的因素或多或少影响了日本的经济表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结构性的因素是长期缓慢积累的过程， 并无法解释当时日本经济和价格同步迅速走低的局面。通胀与增长同步下滑，反映出的本质是总需求的下降快于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产出负缺口。而这才是当时日本面临的主要矛盾。长期来看，生产率的提高，结构优化无疑十分重要，但这些与短期内促进需求恢复的措施并不矛盾。简单的追逐所谓的“长期机构优化”而将短期的政策宽松与“饮鸩止渴”等负面形象结合起来，无疑是一叶障目。
与日本当年的情况类似，我国经济增速自三年前就开始明显放缓，而多个通胀指标亦齐步走低，企业产能利用低下。相对于人口老龄化等缓慢渐进的趋势来说，总需求的下降更加剧烈，这也是我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矛盾。通缩危险不容小觑，其不断推高企业融资成本，侵蚀利润，推高债务负担，打击市场信心，拖累需求恢复。在悲观预期下，需求不足和价格下跌相互自我强化，或使经济面临陷入螺旋式下跌通道的风险。诚然，在此前经济危机后的刺激政策下部分行业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但我们 并不应该因为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而拒绝为整体经济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让没有产能过剩的行业的资源闲置。更何况，货币、财政宽松等拉动总需求恢复的政策，可以为供给侧去产能、去库存等改革提供必要的融资、财力支持。毕竟，去产能需要额外的投入来安置转岗工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刺激需求恢复后名义增长的回升也有助于帮助企业盈利恢复，进而降低债务负担。 因此, 当务之急在于多管齐下，从供给、需求侧同时着手，不可偏废其中任何一方。
第二，货币、财政政策要及时果断，相互配合。回顾当年，在股票价格开始暴跌1年多之后，日本政府才开始启动首轮货币宽松，尽管政策利率降低到了0左右，但由于通缩已然深重，实际利率仍然为正，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进而引发了日本国内“货币政策无效论”的观点。财政刺激同样于1993年左右才开始启动，而同样其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许多政府官员和学者始终认为财政整顿才是财政政策最主要的目标。总体来说，日本的政策应对过于迟缓且力度不足，而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也较差。从1990年中期之后的数10年内，货币、财政政策总是一方宽松、一方收紧，从未协调同步过。因此对需求的提振效果有限。
我国最近亦经历了类似的情形，尽管经济从2012-2013年时就已经出现通缩的征兆，但本轮宽松周期直到2014年11月才正式开始，而财政宽松则直到2015年才启动。早期应对不当使得通缩程度在经济中不断加深，导致2015年内货币宽松的效果被部分抵消， 造成了货币传导机制失效的错觉。 事实上，我国的货币、财政宽松仍然有效，今年一季度经济在货币、财政宽松下的回升便证明了这点。 之所以经济反弹趋势没有尽早的确定，更多是由于宽松启动时间太晚且力度不足。即使是对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当时采取的大规模降息、降准，及扩大财政支出加大基建投资、房产改革等措施来说， 本轮的宽松力度也仍有待加强。
第三，在经济的复苏态势没有完全确立之前，切忌过早退出宽松。在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初见成效之后，政府又过早的停止财政扩张，并于1997-1998年开展财政整顿，尤其是1997年4月对增值税上调2个百分点。同样，由于担心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流入僵化低消的国有企业，日本央行在2000年8月再度收紧货币政策，即便当时核心通胀率正在减弱，而其国内产出缺口仍位于GDP-1.1%左右。这些举措使得好不容易略有起色经济再度陷入低迷。
当通缩在经济中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市场悲观预期业已形成，需求不足和价格下跌相互自我强化，或使经济面临陷入螺旋式下跌通道的风险。在需求面的复苏尚不稳固的情况下，过早推出宽松不利于通胀预期的企稳，进而会拖累经济的稳步复苏。回顾我国现在的情形，尽管1季度经济暂时出现企稳迹象，但鉴于随着大中城市的房贷政策收紧，房地产市场前途未卜，同时外需萎靡也会继续拖累国内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固。此刻政策转向无疑是为时过早，日本过早退出宽松后的结果就是前车之鉴。
日本90年代开始的经济停滞因政策失误而延误。我国与日本国情不同，但本质上面对经济放缓和通缩风险是恰当的政策调控原则应对是同样的。以史为鉴，在我国面临艰巨的抗通缩之战时，必须从供给、需求两侧同时入手，并配合多种稳增长的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尽快促进需求恢复，长期内优化资源配置，防止潜在增长率的进一步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