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季度，服务业GDP同比增长7.7％，为总体经济增长贡献4.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62％）。国家统计局在发布时特别强调了两个新兴行业的强劲表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19.1％的速度扩张，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则增长10.2％。这两个行业的规模相当于房地产业（约占GDP的7％），显示新兴行业在经济结构转型起了重要作用。
服务业在GDP数值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2006年，服务业占GDP的41.3％，而第二产业则占47.0％。 近年来服务业的增长迅速，在2012年更超越了第二产业的增长。在2017年第一季度，服务业占GDP达57％，高于第二产业18个百分点。
主流的看法是服务业扩张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世界银行的《中国2030》报告建议中国发展高增值服务业以避免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报告中刊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估计到2026-2030年，服务业占GDP的份额将达到61.1％，有助于中国在同期维持平均5.0％的经济增长。
服务业在GDP的占比与人均收入的正面关系成为经济转型理论的黄金定律。在国内，1990年代的改革黄金时期见证了服务业的迅速扩张，及后其增长在2000年代随着制造业的崛兴而放缓。当中国人均GDP达到中上收入水平，服务业的增长再度开始加速。由于中国的服务业的走向将影响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前景，我们必须弄清服务业发展的正确道路。
服务业的兴衰往往受周期性因素驱动
服务业覆盖广泛的经济活动，其兴衰受不同因素驱动。如果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只是跟随传统的周期性动力，其扩张将无助于经济转型。正如Schettkat和Yocarini（2006）所强调，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可以是因为业务外判所造成的统计错觉。例如，在工厂工作的IT经理，其工作会被归类为制造业产出，一旦外包，便归类成IT行业。
批发贸易的表现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表现有很强的联系。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受商品价格回升带动，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亦见复苏。这明显加强了批发贸易业的增长。批发与零售贸易这一产业，约占服务业产值的五分之一，或约占中国GDP的10％。贸易和工业活动的周期性复苏，该产业对第一季度GDP贡献了0.74个百分点。
部分服务业会对政策的变化特别敏感。金融服务业受货币政策和信贷增长影响。2007年和2015年股市大涨，该行业的GDP 增长率分别大幅上升了26％和16％。在2017年第一季度，该行业表现欠佳，同比上升只有4.4％。近期，金融去杠杆化对该行业的前景甚为不利。房地产服务业占2017年第一季GDP的7％，在过去四个季度则录得同比增长8%-9％（而2015 年第一季度为0.7％）。政府的楼市调控措施将会对房地产业带来负面影响。
提高服务业生产力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可是，扩大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并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经济稳定。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占GDP较高的国家正是那些历经较慢经济增长之先进经济体。统计上，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和服务业的规模有其伪相关性。较合适的目标应该是以服务业优化整体经济，盲目追求做大服务业没有好处。制造业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功臣”，过早地去工业化有一定的危险性。发展服务业应该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手段，而非目的。
此想法与鲍穆尔（Baumol）的成本病理论（1966）一致，它激发了学术界对美国服务业发展经验的激烈辩论。二战后，美国的制造业经历了劳动生产率长期上升，支撑美国的工资增长，同时，服务业的GDP份额也明显扩大。然而，Baumol指出，演奏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音乐家的生产力与19世纪时的相比，并没有分别，可是音乐家的工资不断上升。推动其工资增幅上升显然并不是由于生产力进步，而是因为制造业的竞争，音乐服务需要提工资以争取员工来投。
因此，美国服务业扩张并非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相反，工人转向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第三产业化”拖低增长。当然，较近期的研究（如Triplett和 Bosworth，2003）显示，美国借助IT，劳动生产率在1995年后显著提高，医好了“鲍穆尔成本病”。无论如何，服务业的经济贡献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劳动生产力，而非服务业在GDP的份额。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放慢值得关注，因为它在2007年达到高峰之后就一直往下跌。此外，由于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第一和第二产业转到服务业工作，拉低了人均增加值。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要在2021至2025 年达到5.9 ％的平均增长率，并在2026-2030年达到5.0％，中国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应分别维持在6.2％和5.5％。随着服务业的GDP份额提升，后者才是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因此，政策方向应该是从资源密集模式转向增值模式。供给侧结构改革并非扩大服务业的份额和去工业化，而是改善经济效率和加强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涵盖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自身。从价值链的角度去看，服务业在省的GDP中所占份额不同的地区协作，如同内蒙古等资源密集地区跟服务业主导的北京和上海合作，作为对方供应链。同理，中国的服务业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而是服务国内和国际上其他行业的一个工具。评估服务业的发展，要看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光看人均劳动产出。
一些论者认为中国已不再是世界工厂，笔者不同意这个说法。当然，扩大服务业的确可以吸纳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可是，更重要是推动制造业的转型。“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化4.0 ”等理念，有赖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 若中国的制造业成功地拥抱在生产技术上自动化和数据交换的趋势，中国经济有条件发动双引擎。正本清源，确保各行业的创新能力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
生产力增长影响利率前景
服务业生产力的提高对中国利率前景也有深远意义。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Stan Fischer）的讲话简单直接地描述了生产力和利率之间的关系：“降低长期生产力增长，并因而降低长期产出增长，会借着各种渠道影响到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较慢的创新速度意味着具利润的投资机会将减少，这往往会减少投资需求。 较低的生产力增长也使家庭未来的收入前景变得较为暗淡，降低了他们现在的消费开支，并提升了他们的储蓄需求。故此，较慢的生产率增长意味着较低的投资和较高的储蓄，而两者均趋向推低利率。”
中国要避免掉进过度金融化的恶性循环。低增长可以促使中央银行放松货币政策，往往刺激了金融服务业。金融资源大量投入金融服务业，扩大了其在GDP的份额，拖低全要素生产率，更造成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假象。此外，过度的金融业活动带来资产价格上涨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根本与经济稳定这一最终目标不一致。近期，监管机构加大了“去杠杆”的力度，明确显示了政府打击“脱实向虚”的现象。做到去杠杆，其代价也许是金融服务业的一些增长数字，做不到，将会损害中国的长期增长前景，并导致资本收益率的持续下降。从这个角度看，政策方向还是正确的。